乡村振兴的很多项目由上级政府投入，虽然项目与村庄利益密切相关，但事务流程疏离于村庄具体时空，与村民缺乏直接利益关联，因此难以受到村庄内部的监督，甚至村民难以获取事务的有关信息。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详细规范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法治保障意味着，有效供给多元权益救济渠道，促使权益得到保护。

《规划》提出，要引导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涉及大量的事务，这些事务往往有中央层面的法律或政策推动，通过政权体系自上而下贯彻，最终很多事务需要到村庄落地，表现为村庄社会治理事务。不过，实际的村务民主治理并非民主程序就能简单解决。《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民自愿有序进城落户，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第二，农村亟需人才的本土培养保障。

例如，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对乡村振兴权益乃至于一切积极权利的限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生型民间组织具有鲜明特征：第一，内生需求导向。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政策，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乡村社会基础，深入分析各种问题的发生机制。因为对于拒绝筹资的村民，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没法强制执行，乡镇政府也没法强制执行，村民自治制度不能为民主决策提供法律强制力。《规划》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我国农村宅基地长期坚持集体所有、成员使用、一户一宅、无偿分配的原则。以承接政府项目资源的形式进入村庄和社区，改变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形成了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依赖社会组织的局面。

受耕地保护国策的影响，农村建设用地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26页。周其仁：《城乡一体化渐进式改革》，《商周刊》2015年第26期，第63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涉及大量的事务，这些事务往往有中央层面的法律或政策推动，通过政权体系自上而下贯彻，最终很多事务需要到村庄落地，表现为村庄社会治理事务。

也就是说，这种权利需要他人积极的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才能实现。正因此，《规划》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一些农民家庭选择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流转出去，从而获取地租收入。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深嵌于这一结构中。

第一，聚集和运用经济资源的能力。组织的发起人多为有特定追求和抱负，有相当专业认识的人员，他们有的是公众人物，有的是企业家，工作人员多为专职的年轻人。

四、事的维度：乡村振兴事务治理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涉及诸多环节，包括顶层设计、地方规划、多方合作、督查评估等，但无论多少环节，乡村振兴事务最终一定要落实在乡村。农业人口的在村发展，重点在于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让农民能够享受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尽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最早是政府主导供给模式，后来逐渐出现市场主导供给模式和混合供给模式。并具体规划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202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居住证可以让持证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享受居民待遇，而完全的市民待遇，还需要在持有居住证之后有足够的积分，取得户籍之后才能享有。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够在城市获得与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享受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乡村振兴就少了一些风险和负担。在这些外生精英看来，外生型民间组织的受益对象，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他们需要启蒙，需要特别扶助。

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这就要求深入乡村社会实践，从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现实需求出发，理解农民的处境、观念和诉求，直面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找出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因素，从经验上理解乡村振兴事务的体制和机制。

（1）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

乡村振兴战略中大量的措施，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农村和农民的权益。一是各类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人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如修建一条有利于所有人的机耕道路，只要有一户被占地的村民反对，整个项目可能就无法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3条提出，国家培育服务机构和服务类社会组织，完善服务运行机制，促进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有效衔接，增强生产生活服务功能。与此同时，县乡政府所能统筹的经济资源比例减少、能力变弱，县乡村关系日益变成项目执行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下级考核与被考核关系，行政性加强，对乡村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弱化。然而，由于难以约束村干部的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敲诈勒索，提取的资源被他们消耗，造成基层政权内卷化。

乡村振兴的很多项目由上级政府投入，虽然项目与村庄利益密切相关，但事务流程疏离于村庄具体时空，与村民缺乏直接利益关联，因此难以受到村庄内部的监督，甚至村民难以获取事务的有关信息。这在实质上走向多数派决策无用，少数反对者决定事态走向的少数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民主失效、治理失败。

乡（镇）、县、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农村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突出节约集约用地导向，科学划定宅基地范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让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表征。

福山甚至指出，国家能力就是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透明的执法能力。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培育为特定群体服务的基层社会组织。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想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无论是进入二、三产业还是进入城市，都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同时又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所谓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包括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和农业企业骨干等，他们是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安家定居，他们与农耕地、宅基地在物理上日渐分离，在生产生活层面丧失了对土地的依赖性，但他们在土地上依然存在利益。积极权利是依赖他人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诸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权等。

在中西部地区乡村，政府没有农业产业的财政收入，工商业财政收入也十分微薄，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上级政府的各类项目投入，几乎是吃饭财政和项目财政的运行模式，财政缺乏自主性。此后中央政策不断推进。

西达·斯考切波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施政策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能力，主权完整、对特定领土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丰富的财政条件是国家能力的基础。法治保障意味着，有效供给多元权益救济渠道，促使权益得到保护。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势必发生改变，规模经营有其内生需求。[12]印子：《三权分置下农业经营的实践形态与农地制度创新》，《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2期，第29页。